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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着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宣传有关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博物馆和学校里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照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事实和图片，还在像《纽约时报》一类的报纸上发表整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告。一些社会活动团体还利用科技，巧妙地通过一个键钮就能将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超过25万名读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该会由亚洲保护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提供赞助。这时，我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已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次会议是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是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一辆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矗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的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但为什么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去为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纪实作品或一篇论文呢？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除了以上这一因素，本书也是对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回答。近年来，人们努力地试图迫使日本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努力被称作“打击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认识到奴隶制丑恶，并在100多年的种族隔离之后解放了奴隶，美国南部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认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做所为的错误，它的文化将不会进步。实际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参加了关于南京暴行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想同你们了解得一样多。”

本书叙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暴行。一个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讲述的是日本人怎样清洗敌方首都数十万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是关于掩盖事实，讲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国际社会的缄默姑息之下，企图从公众意识中抹煞整个大屠杀，进而剥夺被害者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本书第一部分“大屠杀的历史”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在竹林中》改编的电影，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京都的一起强奸谋杀案。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十分简单：一个强盗拦路抢劫一名过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强奸，武士也死了。但当故事中的人物从各种角度出发叙述事情发生的过程时，故事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强盗，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个现场目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相去甚远。读者就要将所有的叙述集中起来，亲自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通过这一过程作出主观的也通常是个人臆想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假想。任何讨论犯罪公正性的课程都应该包括这个故事。它指出了历史的实质。

本书从3个不同的危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个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个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时至今日，面对世界舆论，日本仍拒绝对其战争行为表明悔意。甚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战争法庭审判一些日本领导人有罪，日本人还是设法逃脱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审判，而德国人则要为他们在那段梦魇般时期的行为接受谴责。在继续逃避审判的时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桩罪行的主谋。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19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编注）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在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时，要求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是极为明显的。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在现场的日本士兵的行为竟全然不顾人类行为规范的约束？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怂恿这种胡作非为？为什么说日本政府也难逃干系？而且至少还应该回答：面对来自它本身渠道的报道，以及它所听到的来自现场的外国人传递的信息，日本政府的反应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讲一点历史。

20世纪的日本脱胎于一种上千年形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等级靠武力争夺而确立并得以维持。追溯以往，人们都记得，日本列岛上有权势的封建诸侯雇佣私人军队，彼此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到中世纪这些军队巳经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日本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武士的行为方式”）。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个武士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这种荣誉观当然不是日本文化所创造的。罗马诗人贺拉斯最早界定了每一代年轻人应当对其统治者所负有的义务——“为国而死。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大大超过了这种对服兵役的适宜规定。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苛刻，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武士们没有光荣地完成军事作战任务，他们就必须自杀身亡——通常是举行极隆重的但疼痛无比的剖腹自杀仪式，这时武士要在证人面前毫无畏缩地用剑剖开自已的腹部自杀身亡。

到12世纪，当时称为“将军”的最有权势的统治家族的首领，向作为天照大神之直系后代而受到崇拜的天皇提出的要求：将军的武士为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以换取整个统治阶级对武士阶层的神圣承认。交易作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遵循的武士的行为规范，逐渐深深地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并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崇尚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间并没有腐蚀武士道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初显现于18世纪，并在现代被运用到极端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的自杀使命，即受过正规训练的日本飞行员驾机直撞美国的航空母舰，曾震惊西方，西方人没有想到，日本的年轻人竟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准备为天皇献出生命。另外，并非只是少数精锐部队抱定了宁死也不投降的信念。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死与投降的盟军的比例为3∶1，而日军则为120∶1。

赋予日本独特个性的另一种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强加的孤立主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时这个岛国实行锁国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响。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遭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但事于愿违，闭关锁国割断了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技术的联系，并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仍然停留在弓箭与刀剑的水平之上。

19世纪发生的一些非日本所能控制的事件将敲碎这个国家的自缚之茧，并使它处于一种不安全和仇外的绝望之中。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一直对所有其他人类社会摆出一副这是“白种人的责任”的姿态，以支持当时的所谓欧洲扩张主义合理论的观点，1852年他受到日本拒绝开放其通商口岸的挫折，决定派遣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前往这个岛国，以结束日本的孤立主义。佩里仔细研究了日本历史，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方法恐吓日本人屈服。1853年7月，佩里派出两艘喷着黑烟的艘只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瞧瞧金属外壳包装的蒸汽动力舰。随后他被约60…70名手持长剑短枪的警惕的入侵者簇拥着，大步穿过将军的幕府所在地，并要求面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认为日本人被佩里的来访震呆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肤浅之见。关于这个事件，历史学家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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