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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发展（第2页）

对于这些平均年龄还不到14岁的大学生来讲，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像陀螺一般，周而复始运转着的。早操、上课、吃饭、晚自习、按时就寝，偶尔看场电影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或者为某个学术定律，以“捍卫真理”的名义和同学争论一番。

幸运的是，因为郭元林从小就喜欢研究电路，所以二年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他如愿选择了自动化控制专业。不过，像他这么顺利选择到合适专业的并非所有人。据说，当时他的同学有人先后换了4次专业，依然不满意。

1979年，少年班作过一个有趣的教学试验。当时，28岁的朱源刚到少年班当班主任。他为了验证少年班孩子是否真的聪明，希望通过什么方法测试一下。

79级少年班有个数学学习兴趣小组，成员大都是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有一天朱源问他们有没有学过复变函数，学生有的学了四分之一，有的学了三分之一，最多的自学了一半多一点，而复变函数是他们一年以后的课程。

当天晚上，有个孩子跑到朱源家，问：“朱老师，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超前学习的进度。”“不对，你别有用心。”

朱源笑了。原来朱源考虑的是，如果这些孩子能自学完课程，可以试着参加两周后78级本科生复变函数的期末考试，如能拿到85分的话，就可以让他们免修这门课程。

看到孩子们真的想试一试，朱源便跑去找教务处办理考试手续。半个月后，5个少年班考生，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最少的得了64分。而在78级中科大本科生中，考100分的有十几个，不及格的也有十几个。

少年班创建伊始，中国科大就致力于探索培养这些特殊大学生的方式，最初几届少年班学生的优异表现，坚定了中国科大继续办好少年班的决心。

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并作出了批示，要求有关领导落实。

1984年5月28日，中国科大作出了“关于办好少年班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几项规定”。同年9月5日，少年班正式开办计算机软件专业，有23名学生就读。

科大少年班模式在1984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点高等院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

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总结和吸收少年班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又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简称试点班，又称零零班。

两类优秀学生统一管理、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已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受到国家领导和国内外教育家、科学家的充分支持和肯定。1986年，中科大少年班基本形成高考初试、复试录取的模式。

建立完善博士后制度

同少年班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中国的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完善。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一贯关心祖国科技教育事业和年轻人才培养的李政道曾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李政道在信中强调，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自己的科技带头人。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科研条件比较好、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过几年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

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特殊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那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探索、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李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特别受到邓小平的直接支持和关怀。

1984年5月，他与夫人一起拜访了邓小平。当时，邓小平问，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办博士后呢？李政道解释说：

大学是老师教学生，考试的答案老师知道，学生按照老师的方法去答试题，做对了就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毕业后进研究生院，在硕士的基础上，老师除了上课以外，给研究生一个研究题目，可是老师并不知道答案，让研究生自己去按照老师指导的方向，求知一个新的结果，如果老师与同行专家评议认定研究生的结果是对的，研究生就可以毕业，老师给研究生的毕业学位叫博士。

但是真正做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学位，而是一个过程。

博士后与博士不同，博士一般只是按照老师选定的博士论文课题进行研究，而博士后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课题。

那天，李政道还向邓小平介绍了1979年他在美国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中美联合招考中国物理研究生项目的进展情况。当时，这个项目已有四届约400位学生，按计划还要再办若干届。

前四届的学生，专业都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这些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成功，可以影响其他学科，也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祖国建设；如果处理欠妥，则会对派出人员将来学成归国的信心受到相当影响。

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为他们在国内创造一个回国后能够继续深造的环境。同时，国内毕业的研究生也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可否在国内先选择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设立十几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试点，这样可保证人才流动，使其学有所用。将来几百个站、几千个站，将使全国青年学者都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中深造，产生新的活力。

邓小平对此建议表示赞赏。他说，博士后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他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留学人员回来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新方法，这个方法很好，他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

以后各行各业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建10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动站，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李政道十分了解，当时科技人员在科研条件、生活状况及其相关的体制上均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他深深感到那时实行博士后制度，还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为博士后们创造比较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妥善地为他们解决好科研经费、住房、编制、工资、户口、家属安排、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一批具体问题，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此，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由国家拨专款，建造一批博士后公寓，专供博士后使用；建立博士后基金，资助优秀博士后开展科研活动；建立博士后日常经费，为博士后科研、生活提供必要的费用保障。

此外，李政道还建议，博士后期间的编制不纳入各单位，以避免当时重点院校和科研单位普遍超编、不能容纳新人的困难；本单位培养的博士不能利用这项新设立的制度，进入本单位设置的同一学科的流动站；博士后在站期满后必须离站，形成必然的流动，同时将可保证博士后公寓能为在站博士后交替使用；博士后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实行户口随博士后本人流动的办法；鼓励青年博士向国外第一流学院竞争博士后职位，允许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博士后站不宜全部集中在北京、上海，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也应精选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设站试点等等。

邓小平对李政道的这些建议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当即表示，

国家要拨款，看准了就要行动，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就拨款，明天就批，无非是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

邓小平责成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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