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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一九七八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一九九○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七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二○○四年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１

和加明约好到东环广场底层的茶馆见面，不谈事，只聊天。下午茶馆人少，再把手机一关，这份闲散实在是难得。

其实我与加明只是第二次见面。不久前北岛通知我在月坛北街的老上海有个饭局，去的人除了甲乙丙丁，还有陈加明。我问，陈加明是谁？他说是《今天》最老的成员。我也被说成是老《今天》的成员，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为了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同仁，我从城北跑到城西。那天，因为不到三岁的儿子生病，加明没来。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像这次一样，每一次的偶然都让我们俩赶上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黄锐请客，地点是他798厂画廊的西餐馆。如今的黄锐，作为先锋艺术活动家，在北京东区闲置的厂房搞起艺术家村落，风流人物刘索拉、洪晃都跑到那里置业，他自己也有了气派的工作室和西餐厅，和当年相比可谓是鸟枪换炮。那天一屋子男女老少像是家庭聚会，客人中只有一个我不认识，稳重谦和的样子，像是城府很深，让人猜不出来路。我想，哦，这就是加明了！

看不出来，加明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家伙，这多少来源于家族遗传。他父亲陈健是周旋那一代的电影演员，当年演艺圈里的美男子，母亲痛说革命家史时，抖落出不只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美女与父亲有染。美男娶美女，儿子自然是美少年。七十年代初，加明才十四五岁便开始浪迹江湖，和老三届最狂的学生一起滑冰游泳，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到老莫吃西餐，并且经历了比现在被定义为早恋更早的初恋。

加明真不愧为见多识广与时俱进，居然连坐牢都没落下。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中，坐牢的经历一点儿也不稀奇。去年，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偶然凑在一起，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有生财有道的商人，有锐意改革的农民企业家，一共六个人，其中四个人坐过牢，比例是百分之六十。现在是我和加明，比例是百分之百。

加明被劳教，是因为警察半夜查户口时用手电筒照他脸，他觉得受了侮辱，冲突起来把警察打了。我说，你一点儿都没吃亏，在你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我却每天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此革命的我，尚且因为反革命罪而坐了牢，不革命的你，坐坐牢也理所当然。况且，你已经足够幸运，动手打了警察才被劳动教养两年，而只动口没动手的孙志刚却丢了性命，你没什么可抱怨的。加明对此没有异议，连连说，是呀是呀，一点儿都不抱怨。语气和表情都特别诚恳，让我觉得开这样的玩笑很不厚道。

七十年代末，美少年成长为美男子，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雅尔的激光音乐进入大陆，加明开始迷恋跳舞，美女随之扑面而来，舞者加明出尽了风头。

其实，我无意讲述加明是怎样一路玩儿过来的。我的疑问是：一个原本浮华的、颓废的陈加明，为什么参与了一个民间文学刊物？

事实上，看起来以玩儿为主的加明，和那个年代众多青少年一样，有着难以言传的无奈。家庭四分五裂，爱读书却没有读书的动力，有朋友却缺少进取的氛围。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重而绝望，那么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轻而痛苦。就在加明因为打了警察而被劳教之前，他曾经精心地设计过一次自杀。他从不同的药店买安眠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攒够一满瓶时一次都吞了下去，幸好被姐姐偶然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找不到一个生活的支点，从虚无的沼泽中自拔。何止是加明，本应最具活力的青年一代，都在迷惘中挣扎。比如我，虽然作为政治犯而坐牢，但为之殉情的理想又是何等的虚妄！“垮掉的一代”出现在美国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富裕时期，参加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子弟，而孕育中国反叛者的，则是史无前例的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时期，别说是高等教育，有些人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从“垮掉”，我们是被“虚掉的一代”。

加明的幸运在于，父母不仅传给他一副好相貌，还传给他四壁图书。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他无心到工厂上班，每天在家里读书。一间自己的房子和房子里的四壁图书，成为他和北岛交往的机缘。

一九七七年加明解除劳教，那一年正是北岛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惟一的妹妹因为抢救落水儿童而遇难。悲痛得有心替妹妹一死的北岛，无法面对为痛失爱女精神受到刺激的母亲，搬到加明家住。白天，加明去厂里上班，他在家里读书写作。在那里，他完成了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波动》，小说署名“艾珊”，题献给珊珊。除了写小说和诗，他开始学习英语。很难想象，他会严肃地对下班回家的加明说：“你今天该读许国璋第十八课。”这使我联想到，在《今天》编辑部的会上，他一脸严肃地宣布：“编辑部内部一律不准谈恋爱。”很多年来，我们总用这一情节嘲笑北岛。

这期间，北岛也曾鼓励加明写作。加明原本是有艺术天分的，钢琴、手风琴、吉他这些乐器都是无师自通的，现在他打开琴盖还能弹出一手乐曲。加明说，黄锐、严力也并没有卧薪尝胆的苦修，都是从那一时期才开始画画，一年以后伙同钟阿城、曲磊磊、马德升等人举办了“星星美展”。如同鲍勃·迪伦在民歌节上接通一只电吉他，激怒了他的大部分听众，从此民谣让位给摇滚，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于画展激怒了某些官员，遭到封杀，因而成就了中国先锋艺术运动，黄锐、严力等人也从此走上了艺术家的道路。

他们频繁地出游。近的到香山、颐和园，因为有的人要上班，约会时间常常在下午四五点，傍晚在昆明湖边划船边喝酒自然是很浪漫，远的到十渡、百花山、丁家滩，自行车、汽车、火车、步行，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我怀疑在八十年代火起来的北京郊区这些旅游景点，就是被他们这帮人炒起来的。加明带来了女朋友宝贝，陆焕兴带来了妻子申丽灵，北岛带来了弟弟振先和两个表妹，芒克带来了严力，严力又带来女朋友李爽，刘羽、黄锐也是其中的一员。像滚雪球一样，这个沙龙越滚越大。圈子的外围还有一批歌手。那时人们私下里唱苏联歌曲，为此被整甚至进监狱的也大有人在，我在监狱时，就遇到两个因为唱外国歌曲而被抓进去的。但是，那时这个圈子已经开始唱邓丽君，唱披头士。我曾经奇怪，诗人们怎么各个都能唱歌？多多、北岛、芒克都亮出过说得过去的美声，原因是在那个圈子里，写诗是隐私，朗诵诗只是点缀，唱歌才是主打，像现在的娱乐圈一样，唱得好的像歌星一样受到追捧。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２

在《今天》第一期上发表的《黄昏：丁家滩——赠M和B》就是北岛在一次郊游时的即兴之作，其中的M是加明，B是加明的女朋友宝贝。

……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手指穿透，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定婚的金戒指，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

当时他们正在热恋，后来宝贝成为加明的妻子，又过了几年，宝贝去了日本并且发了财，身份也由加明的妻子成为加明的前妻。

福建的诗人蔡其矫是这个圈子中最年长的，却是最活跃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见到漂亮女孩儿眼睛就发亮。是他介绍北岛与舒婷相识，他们开始通信并把诗互寄给对方。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是北岛的生日。这一天飘着小雨。北岛、芒克、俞沪琴、赵国强、严力一行五人到颐和园为北岛庆祝生日。不久，雨下大了，他们躲进石舫旁边的茶馆，你一句我一句地即兴作诗，有的是一人一句，有的是一人两句。最后这个整理任务落到了严力的头上。当晚，严力一字不落地将白天的即兴之作整理在笔记本上：1我用眼睛说：雨是绿的！

为什么为了什么我反复捉摸以为我属于绿色！

2到处都是泥泞，到处都是心灵，到处都染遍了黄昏的足迹，到处飘着我的声音。

啊，留下的寂静。

3雨水淌着八月的热情。

我要抽烟，屋角里蹲着一只猫，还有猴子，都紧盯着待燃的烟头。

还有火柴吗？

潮湿的木头冒起了烟，我心中的火唱起了歌颤颤巍巍。

4我从大雨中归来，酒在皮肤上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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