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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住宅布置及其艺术化（第7页）

在居室中，布置一些古今名人的书法、绘画作品，或者收藏这些作品，甚至设立专门的书斋、藏书楼，以收藏古代著名典籍和当代其他书籍，这是明人居住生活习俗的又一个特点，部分反映了生活艺术化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明人谢肇淛在探讨历代书画发展的轨迹时，发现了下面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自晋、唐以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一些缙绅士大夫，而很少有山林隐逸之士依靠技艺而得以显名于世。但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相当之多。这主要是因为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再留心，所以使这些山林之士独擅其美。令人欣慰的是，谢氏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是一种“世变”。

换言之，在明代，无疑已经出现了艺术职业化的倾向。而这一事实，正好与美国学者列文森的判断相左。列文森（JosephR.Levenson）根据晚明画坛文人画的重新崛起，官僚本人就是画家，以及专业画家的被冷落，藉此说明中国艺术中存在一个“反专业化的文人传统”。

列文森的观点尽管值得引起注意，但揆之明代的事实，则这种见解至少是片面的。进一步说，虽然宫廷画家主要存在于明代的初、中期，而在晚明主要是被文人画家所控制，但列文森所忽略的是，在这些文人中，官僚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还是布衣文人。

书法与绘画，与明代的居住生活习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一方面，书、画成为人们的收藏之物，一些士大夫在书房中专门设书画收藏之室，以收藏唐、宋之书画；

另一方面，无论是园林、宅第的题匾，还是书室、厅堂中所张挂，也多有古代或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

宋米芾《画史》中，就将收藏分为鉴赏、好事两家。到了明代，同样可以分为这样两家。两家的区别在于，鉴赏家往往笃好收藏，遍阅记录，又确乎有自己的心得，而且自己也能画或写上几笔，故收藏的都是一些精品；而好事家对收藏原非酷好，仅凭自己的赀财，意作表韵，只好假耳目于人，或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但实际上赝品不少。

有意思的是，在明代的收藏者中，好事之风盛行，好事家远多于鉴赏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纨绔子弟的加入。他们凭藉祖上所积，金银堆积，无复用处，只要耳闻世上有一种珍贵书画，就散漫收买，列之架上，挂之壁间，但物一到手，就不再展看，只是堆放于橱簏之中，任其朽蠢。二是富商贾客的加入。他们凭着雄厚的财力，挥金争买，但不管书画的好坏。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商业化倾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商业化的影响下，书画已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品，而是带有商品的很多属性。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射利大驵，专门从事书画的买卖，贱买贵卖，只要有赢息，他们就可以随时转手，而不管买家是真正的鉴赏家，还是好事的俗手。但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承认，即在明代，商人或纨绔子弟已经成为收藏队伍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他们将这些书画或古董买到家中，不供鉴赏，仅仅是附庸风雅，但这种附庸风雅现象的广泛出现，显然也证明了在明人的社会风俗中，已经出现了一股艺术化的潮流。

其实，在商人的收藏之风中，同样也出现了一些以商人身份而精于鉴赏的收藏家。如吴廷，虽为商贾，却名重公卿，“荐绅争引上宾”，“徒以鉴赏家目之”。尤其是他所刻的《余清斋帖》，受到了当时学者的好评。

在明代的鉴赏家中，对鉴赏之物即所谓的古董进行了顺序排列，具体如下：以古书法名画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代的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最后才是明代的永乐窑、嘉靖窑。关于明代的其他古董，另作介绍，此处仅就书画进行阐述。

（一）书法

明代士大夫以收藏古今名家法帖为风雅。如在抄没的严嵩家产中，就发现严嵩收藏有很多古今名家石刻法帖、墨迹，共358轴、册。属于古人者，有王羲之此事等帖、赵孟頫经等帖、圣教序帖、盛唐墨迹帖、颜鲁公书诰等帖、蔡襄诗表帖；属于明代者，有祝枝山真草帖、文徵明临怀素自叙帖、李西涯帖、祝枝山四体帖。

在南京的鉴赏和收藏家中，有些就收藏了很多古代著名的法帖。如胡汝嘉，藏有宋拓《黄庭经》肥本，被称为墨帖之冠，另外还有《兰事记》；姚汝循藏有宋拓《淳化阁帖》，还有黄山谷书《法华经》七卷。

在明代建筑中，有很多与明人书法紧密相关。如一些宫殿、官署或士大夫居宅的匾额，均由当朝的书法家题写。这种署书有专门之体，笔法极其端楷，只取庄严典重，称为“中书格”。

明初写署书的著名书法家是詹孟举，南京的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主要有南京宫殿诸榜，南京府部、列寺、寺观及诸牌坊、太学门、堂诸榜。

随后，则有姜立纲，其法度之严整，更是超过了詹孟举，一时声称籍甚。

到了晚明，吴中诸公改用八分书题匾。较之真楷而言，八分书用作题匾，稍能藏拙。

（二）绘画

收藏古今名画，这在明代士大夫看来，也是一件清雅的事情。在明代南京，存在着很多鉴赏家和收藏家，诸如金润、王徽、黄琳、罗凤、严宾、胡汝嘉、顾源、姚淛、司马泰、朱衣、盛时泰、姚汝循、何淳之，或鉴赏，或好事，均负有隽声。其中，如黄琳、胡汝嘉多藏书画，罗凤藏有法书、名画、金石遗刻至数千种。举例来说，黄琳藏有王维著色山水一卷，还有王维画《伏生授书图》一卷，此外还有数轴唐画。吴中都穆见了这些珍品古画后，连连吐舌，说“生平未见”。胡汝嘉曾藏有王维的《江天霁雪卷》。又有一位王元燿，故富家之子，本人也善画，家多畜古代名画，几达数百轴，最珍贵的是李成《看碑图》。

根据抄没的严嵩家产清单，可知严嵩曾藏有许多古今名家的绘画作品，有名画手卷、册页，共计3201轴、卷、册。属于古代名画者，有阎立本瀛洲学士图、王维圆光小景、董源山水、宋徽宗秋鹰、晋顾恺之卫索像、晋人画女史箴图等；属于明朝人的作品，有宣宗御制白骢紫芥、宪宗御制判字、武宗御制仙图、吴小仙白描神仙、吕纪翎毛、文徵明祓禊、仇十洲子虚上林等。

这些绘画作品，一旦到了收藏者的手里，往往是被挂于厅堂或书斋之中，成为居住的装饰之物。如严嵩在北京的宅第，其堂上挂的是吴小仙的《月明千里故人来图》，

就是例证。

绛云楼画图：钱谦益的藏书楼（陈达绘，选自《牧斋先生年谱》）

（三）藏书

收藏图书，在明代士大夫中或民间也被视为一件颇为风雅的事情。诚如明人谢肇淛所言，明代的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中一病就是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耀。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明明朝人在居室生活习俗上，开始用图书作为装饰，美化自己的居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的官场，普遍盛行送书之习，以书为贽。一些达官只要有好书之习，诸如经、史、类书一类卷帙浩繁的书籍，很快就能放在这些大老的书斋中。

在明代的图书收藏中，一般以宋板书为收藏的精品。明初“慎独斋”的刻书，也相当精美，入了收藏家的法眼。由于宋板书相当珍贵，很难寻找，于是出现了“作假宋板书者”，其技神妙莫测。

在藏书家中，当然首先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他们一方面有雄厚的赀产可供购书，另一方面也确乎对书籍有浓厚的学习与研究兴趣。如在南京，著名的藏书家有司马泰、罗凤、胡汝嘉，都是现任官员。据载，司马泰家书目，尤多秘籍，其中苏东坡《论语解》钞本四卷，尤为珍贵；胡汝嘉所藏书籍，也多珍异之本。

明代私人藏书，蔚为一时风气，远超宋、元两代。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明代著名的藏书家达427人，

尤其集中于江、浙两省。据前辈学者吴晗对两浙藏书家的研究，从晋至清，两浙共有藏书家399人，其中明代有80人，约占总数的20％。从地域来看，杭县、海宁、绍兴、鄞县、海盐、吴兴、嘉兴出藏书家最多，余姚、桐乡、萧山、兰溪、嘉善、慈溪、平湖、浦江次之，他县又次之。

明代江苏的藏书家，多集中于苏州一府。陈冠至对明代苏州地城藏书家的研究清楚表明，明代苏州一地的藏书家达185人。若以上面提到的427人作为统计的基数，那么，苏州的藏书家，约占总数的44％。浙江、苏州，其藏书家数量，则已约占明代总数62％。在明代苏州一地所出的185名藏书家，其中明代早期（洪武至天顺），只有32名，约占总数的17％。而在成化以后，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和文化、经济等因素，使苏州的藏书风气在短短的100年内跃升至全国的首位。

在明代，江、浙两省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如江苏常熟钱氏的绛云楼、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毛氏的汲古阁，浙江鄞县范氏的天一阁、绍兴祁氏的澹生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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