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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3页）

大兴隆寺在紫禁城之西，寺初名庆寿，金代章宗时所创。至明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上言此寺朽敝，英宗下令派军民万人重修，费物料巨万。修成后，此寺庄严甲于京都内外数百寺，改赐额“大兴隆寺”，树一牌楼，号称“第一丛林”。

景泰三年（1452）六月，景泰帝下令建大隆福寺，以太监尚义、衬禅、陈谨和工部侍郎赵荣监管建造事宜，动用军夫达数万人。至景泰四年三月，寺庙建成，费用达数十万，“壮丽甲于在京诸寺”。

隆福寺之白石台栏，全都取用南内翔凤等殿石栏杆，而殿中藻井，也是“制本西来”。

大隆善寺，始建于元皇庆元年（1312），初名崇国寺。明宣德年间重修，宝殿、法堂、山门、丈室以及僧舍，靡不完具，赐名大隆善寺。

寺内设有僧录司，主天下寺僧之事。成化八年（1472），明宪宗重新敕修，皇太后、皇后、妃主下至女官、宫人助修，寺制极其壮丽。

北京城外的功德寺，在明代也一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寺位于西湖上，元朝时敕建，称“大护国圣寺”。明宣德年间重修，更显宏壮丽密，成为一处“大道场”。据传，正统年间，张太后曾临幸此寺，在寺内住了三宿，方才回宫。

寺院地临西湖，一望无际，每年夏秋之间，湖水泛溢，鸥雁往来，落霞返照，寺景如画。明代皇帝每次谒陵，就在功德寺驻跸。

不过每次皇帝驻跸此寺，均是用板席搭盖行宫，不但骚扰烦费，而且防卫难肃。有鉴于此，万历十一年（1583），明神宗下旨，在功德寺附近相择善地，专门营建行宫一所。

这些大的佛教寺院，往往与明代的“替僧”制度密切相关。按照明代的制度，凡是皇太子、诸王子诞生以后，一般就要剃度幼童一人，替皇子出家为僧，号称“替僧”，或称“替度”，又称“代替出家”。按照惯例，初选替僧之时，一般要从众僧中卜一年命最贵之人，才允许披剃。

这种“替僧”习俗，有记载认为或许起源于“故元遗俗”。

在明人看来，此制虽非雅俗，但在宫中沿以为常，显然很值得引起注意。据载，北京城南的海会寺，相传就是明穆宗初生受厘之所，显然就是替僧出家之处。

从张居正的集子中可知，明神宗的替僧名“志善”。志善原先住在龙泉寺。后神宗出内帑千金，潞王、公主及诸宫眷再施舍数千金，在北京的居贤坊重建寺院，由太监冯保监修。寺院修成后，神宗踢名承恩寺，任命志善为僧录司左善世，并为承恩寺的住持。

这些僧人借着是皇帝的替僧，就在一般僧众中具有极高的声望，而且朝廷给予他们的奉养居处，几乎等同于王公。

在明代的佛教寺院制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火院”。佛教的宗旨原本是普度众生，而寺院也应面对大众。香火院的出现，说明寺院制度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公寺向私庙发展的变迁历程。所谓香火院，主要取决于建造者的角色。在寺院的建造过程中，僧人眼中的“施主”，也就是所谓“檀越”，可以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于是也就有了“朝施”、“官施”、“商施”、“侩施”与“农施”之别。这显然是就施舍者的身份而加以区别。尽管施主可以多种多样，但只要寺院是由僧人募化建造，就不属香火院。反之，假若寺院是由私人出资建造，那么就属香火院，而建造者也就成为这座香火院的“护法”。香火院的最大特点，就是寺僧与捐施者之间，有一种互相依靠的关系，这就是寺僧替捐施者守着香火，而捐施者则成为寺僧的“香火饭主”。下面的例子就完全可以证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湖广竟陵县的宝峰山观音寺，创自明代天顺年间，后来却被当地的土人称为“十八湾杨氏寺”。原因很简单，杨氏家族自成化年间从江西迁移到湖广竟陵并在当地定居占籍之后，一直被寺院的僧人“相依为香饭主”，而且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氏家族又利用自己的家产，对寺庙进行了重新的修缮。

于是，这座观音寺，也就成为杨氏家族的家庙，杨氏家族不仅成为寺庙的“香饭主”，而且是寺庙的“护法”。

明代的香火院，包括下面四种：一是皇帝敕建的寺院，建造之资有些是出自内帑，

或是太后、皇后、妃子、女官的梯己，

甚至有皇帝的替僧在寺院中出家。皇帝、内廷也就成了寺院的护法，皇帝颁发护敕给寺院。除此之外，皇帝还拨给这些皇家寺院一些庙户，以供寺庙的洒扫之用。

或赐给寺院香火地，作为宫中夫人亡故以后安葬之处，并由僧人供奉各夫人香火。

如大兴隆寺、大隆福寺这两大巨刹，在当时均被视为“朝廷香火院”。

这些朝廷的香火院，当然有僧人住持，但有时又另设太监管理。如建于万历四年（1576）的慈寿寺，就由老僧觉淳任住持，又任命太监王臣等典领此寺。

二是太监的香火院。明代太监最信因果，京城里的很多寺院，或是太监之坟，

或是太监的香火院，

于是僧人往往交结太监，

而太监也就成了这些寺院的护法。北京很多有赐额的寺院，均为太监所建。寺院由僧官任住持，太监有公事外出，就在寺中休息。于是，一些“巧宦”之官就预先结交僧官，等到太监外出，就前往相见，可以向太监有所请托结纳。正如陆容所说，“近时大臣多与僧官交欢者以此”，

说白了就是为了自己在官场上一帆风顺。三是皇帝将寺院赐给臣下，成为臣下的香火院，而这种寺院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朝廷和官员均是寺院的护法。如景泰七年（1456），景泰帝以已故太监李德所建灵福寺并所属院地，赐给锦衣卫百户李安，作为李安家的“香火院”。

四是官员自己出资兴建的寺院，

寺院住持由兴建者自定，

兴建者平日家里的法事活动，也由香火院承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百姓舍钱建了寺庙之后，并将宗祠建于寺庙之内，于是寺庙成了名副其实的香火院。

明代寺院“护法”，分为内护与外护两种。所谓内护，就是皇家敕建寺院，宫中加以护持，皇帝给以护寺的敕文，事实上得到了皇帝的保护；或者是一些太监所建寺院，太监成为寺院的护法。所谓外护，就是一些富民豪族成为寺院的护法。

正如明人袁于令所著小说《隋史遗文》所说，大凡僧道住庵，“必得一两个有势力的富户作护法，又常把些酒食餍足这些地方无赖破落户，方得住身安稳”。

这确实是明代的实情。

无论是内护下的香火院，还是外护下的香火院，事实上都是儒、佛合流的必然结果。宫人、太监葬地就在香火院之旁，香火院也就类似于墓祠，其结果是佛教寺院演变为一种家庙，而僧人也就成了看护家庙、供奉香火之人。举例来说，万历三十六年（1608）建成的“慈圣景命殿”，本是慈圣皇太后李氏的家庙。在此殿东、西两旁，却建了两座寺庙，一座是“保国慈孝华严寺”，另一座是“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其属下养赡寺庙之地，则由李家“正枝嫡嗣子孙自行管业，以供万年香火之用”。

佛寺、道宫护卫着家庙，李家的香火之事，却又由僧人和道士来完成，这是典型的三教合流。

三佛事活动

（一）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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