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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为什么要去刚果呢？”

他说：“老乡、朋友、远在家乡的父母都这么问，说真的，我也许和别的温州人不太一样，我只是想看看世界，黑人的命运是人类中最悲惨的，就连黄种人也瞧不起黑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白人至上的历史的形成，有一部分原因是有色人种自己造成的。我在巴黎三年还交了几十黑人朋友，他们头脑简单，但这简单本身就是一种丰富，我想了解黑人，到非洲混几年，我特别爱听非洲的鼓，那种单纯、浑厚的力量，如同黑人身上的肌肉一般，我这个人好幻想，特别喜欢黑色。”

黑色诱惑，我和这位刚刚相识的朋友告别，他的心里没有太多的沉重，他年轻，那是何等宝贵的财富。

巴黎十九区华丽都大酒楼，刘海粟先生书写的招牌，大字苍劲有力如锥划沙，进了大堂上楼时有一尊笑口常开的弥佗佛，挺着大肚子，楼梯左侧是刘海粟先生的“黄山水墨图”。老板总是笑嘻嘻的，几天不见面他会打来一个友善的电话，侍者中有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太孤独的时候，我便走进这家酒楼，和老板一起喝一杯绍兴酒，跟侍者说两句家乡话，抬头欣赏一番天面的敦煌壁画装饰。老板是金边华人，十几年一家人的艰苦奋斗，打工、车衣服，现在也没有轻松的时候。我常常坐在一个角落的靠窗的座位上，听着中国音乐。密特朗总统到这里吃过饭，他品尝的是中国的美食，也是华人的艰辛。

我十分惊讶，她说她刚去过大溪地，那是高更自我流放的蛮荒之地，土著人依旧，中国人比以前多丁，有十几家中国餐馆，不知道是不是那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后代？

她在国内是研究民间舞蹈的，她在大溪地看了土著的歌舞艺术，那种拙朴与粗野已经很少见到了，打个比方吧，富强粉和棒子渣一个精细一个粗糙，粗糙有粗糙的味儿，耐嚼，有更多的田野的芬芳。

她一直和大溪地的华人联谊会保持着联系，她想组织一个中国的民间舞蹈队，表演的同时学习土著艺术，她和别人一样不停地找工找房子，但她为这个民间艺术之梦还在筹划着，她说她太喜欢大溪地了，那边的树林、大海，还有夜晚的宁静。

那一次在朋友处偶然相识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现在她是在大溪地的路上吗？或者正在旧地重游？有时我会想起她的愁容和感叹：“太难了！”

所有的舞姿都应该是轻松的吧？

真的，太难了！

加拿大。洛基山。雪。

我从多伦多赶到爱民顿，冬天的一个傍晚，近处和远处都是白雪。

白雪映照下的“扬子江酒家”，多么亲切的扬子江，多么热情的来自中国上海的老板和老板娘……卡尔加里。洛基山中的露易丝湖已经被冰雪封冻，一幢幢小木屋、临街的旅店的窗户都紧闭着，雪，在北京也难得见到的那么厚的雪，我们在雪地上散步，都是相逢何必曾相识，他来自广州，他来自湖南，他来自大庆……纽约。偶然碰见的骑自行车送外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他骑得飞快，额头上流汗，美国警察骑着高头大马慢吞吞地沿街巡视……旧金山唐人街一家广州馆子，可以吃到雪菜炒大肠，广东话比街上的人还拥挤，挤来挤去很开心。两个朋友刚陪我从金门桥下来，金门桥下那个小岛，曾经是监狱，被当作猪仔的中国劳工也曾关押在这里，大洋里漂过中国人的尸体流过中国人的血，陪我的有一个朋友从广东移民到美国，喜欢写诗，在国内读过他的作品，做梦也想写诗，可是哪有时间？打工！一天打两份工！挤出一点点睡觉的时间就看书，中文书，看见方块字就想哭……一张特别的寄自新加坡的贺年卡，在那四季常绿的国度里，她自己用叶子、花蕊粘贴而成，并写着几行小字：

粘贴不出一个福建，粘贴不出一个中国，粘贴不出一个梦。

我离开新加坡前夕，朋友请我吃饭见到她的，席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只有掩饰不住的忧郁，那微笑好象也是在泪水里泡过的，只是由朋友介绍说，她是从福建来的劳工……国内的消息说，又有朋友到东欧去做生意了，行前要走了我的电话；北京使馆区、外交公寓一带，这一两年又添了个新名词：背兜女郎，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四十来岁的中国的女士们，有那么一群，把所有的行头连同单调的复杂的黑白的彩色的梦幻，都装在这牛仔背兜里了，三三两两地转悠，眼睛里放出光，寻找着某种机会……中国人在大胆地迁徙和流动中。

目睹这种流徙的现象，会觉得凄凉，从中国每分每秒都在惊人地连续的水土流失想到人才流失，就是大量开饭馆做生意的，他们不也是当今国内十分需要的经济管理人才吗？至于体育和艺术两大类别，则完全可以组织两支技压群芳的海外军团。

没有更比在一片土地上留不住绿色和人才，更为可悲的了。

假如对当今中国的流徙现象在历史的观照下作一番细察，人们将会看到它的另外一面：当人们通过流徙寻找较为优裕的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抱负机会的同时，也开阔了民族的眼界并且把人类生存的竞争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一个在流徙中敢于生存、发展的民族是强大的民族。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取宋朝而代之，成吉思汗的铁骑一时谁能阻挡得了？而八旗大军消灭明朝，也是一样的道理；马上得天下。马是坐骑，要的是速度和骑术，那时候的两军对垒，这些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同样的道理，当抽大烟、玩鸟笼、逛八大胡同的八旗子弟们消闲得连马也上不了的时候，清朝还会有救吗？

流徙，所包古的既是征战、逃难、移民，也是刑罚，很重的刑罚。澳洲是首先由美国流放出去的犯人开发的，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的时候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流徙中生存的艰难也许是奇迹的开始，而且会有发现，在无可奈何中走向更远的世界，让目光亮起来。

中国人的民族性——主要是汉族人的生活习性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格言，“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说的是对失序和离别的恐惧；而“树挪死人挪活”，却又教人不妨经常挪动，会有柳暗花明的生路出现。因而便有历史上的“闯关东”和现实中的“闯关东”，至步关东那一带有土地，这是在天灾或者原住地土地紧迫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程流徙。前些年中国报纸上一再惊呼的浩浩荡荡的“盲流”现象，其实也是穷乡僻壤的中国人寻找发财机会的流徙，南方的富阔之地广州，北方的首都重地北京，终于挡不住这种流动，他们一方面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新鲜的青菜、绿豆芽，另一方面使本来拥挤的城市更加拥挤。他们其实不盲目，目的性很明确，他们中的有一些农民比如温州人，脑子比计算机还灵活，也是那句话，“哪几有钱赚就去哪儿”，为什么有钱赚？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学问，供适求求应供，水一活鱼就肥。

农民连最传统的节日——春节——都坚守着他们在北京的菜摊。他们在冲破了自己旧传统的根深蒂固之后，忽然发现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竞争的激流中了。

开阔了眼界的“盲流”，口袋里有了几个钱的“盲流”，有一天回到本乡本土，屋子里挤满人听他侃一通广州、上海、北京的新鲜事儿，这一群在竞争中长了见识的农民的素质，毕竟是大大地提高了。

推而广之，流徙海外的大多数中国人宴际上也是这个模式。

他们在海外立足、发展的惟一途径就是：干别人不愿干的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赴美华工名为“契约华工”，那一纸契约跟卖身契一样，在异乡陌地白种人的歧视之下，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到本世纪初，这一些“契约华工”及其他们的后代，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之后，不得不令美国人刮目相看，本世纪初的美国学者玛丽.柯立芝写道；“白人看不起、不愿做的工作，华人肯做；白人能做的，华人很快也能学会做…”“如果白人抢了他们的位置，他就会不声不响转到别处做另外一份工作。”这短短的淡淡的一段叙述，勾勒出了我们前辈在那一块白人绝对至上的土地上的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这才有了后来的满是辛酸血泪连一星半点也飘不起来的艰难的成功。

同样，美国这个充满竞争活力不断向着高科技迈进的社会，也使很多刚去美国时不仅一文不名而且一字不识的中国人，在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下本钱培养自己的后人，不惜重金把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这一投资的结果是美国社会的震惊！仅以前些年美国人口普查中的一项统计为例；在美国受过四年以上高等教育的男性公民中，白人占5.5%，黑人占2.2%，华人占16.7%！时至今日，在美国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已有了超过10万之众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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