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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ldo;得饶人处且饶人&rdo;、&ldo;退一步海阔天空&rdo;、&ldo;温良恭俭让&rdo;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ldo;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rdo;。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ldo;三十年来，安和乐利，国泰民安，领导英明？&rdo;。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ldo;别有用心&rdo;；最后，还要解释&ldo;良药苦口&rdo;，请大家&ldo;包涵包涵&rdo;。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ldo;野火&rdo;的人说它&ldo;过瘾&rdo;‐‐不怕得罪人，&ldo;敢讲话&rdo;。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ldo;学而优则仕&rdo;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ldo;无欲则刚&rdo;

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ldo;敢讲话&rdo;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ldo;敢讲话&rdo;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ldo;勇敢&rdo;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ldo;野火&rdo;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ldo;对立&rdo;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ldo;危险&rdo;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ldo;拍案叫好&rdo;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ldo;出毛病&rdo;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

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不，我写&ldo;野火&rdo;，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ldo;宠&rdo;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ldo;哗&rdo;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

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写&ldo;野火&rdo;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纸宣称要&ldo;围剿&rdo;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

&ldo;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rdo;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ldo;帽子&rdo;？

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ldo;野火&rdo;才有写的必要？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

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ldo;野火&rdo;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ldo;保守&rdo;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ldo;野火&rdo;所激起的观念，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自称&ldo;没什么学问&rdo;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我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董阳孜题的字：&ldo;野火&rdo;。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

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ldo;报格&rdo;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ldo;野火&rdo;的支柱。

一九八六年，台湾

龙应台茄萣乡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糙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

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在阴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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