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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江陵之变（第2页）

《南史·圆照传》云：次弟圆正，先见锁在江陵，元帝使谓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频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狱，并命绝食，于狱啮臂啖之，十三日死。并命绝食，当兼指圆正及圆照兄弟三人言之也。纪之东下，留永丰侯为益州刺史，，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子。见兵不满万人。仓库空竭，军无所资。尉迟迥至，乃为城守之计。迥进军围之。纪至巴郡，闻迥来侵，遣谯淹回援，为迥分兵所破。前后战数十合，皆不克，乃降。时八月也。

案纪果有觊觎天位之心，则当台城被围时，宜倾蜀中之众东下，以图一决，其时元帝未必能阻，乃裴回不进，至景已将平，忽又称帝，岂不进退失据？史言其东下时，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每战，则悬金帛以示将士，终不赏赐。宁州刺史陈知祖请散金银募勇士，不听，恸哭而去。自是人有离心，莫肯为用。岂非妄庸人哉？然唇亡齿寒，蜀既亡，江陵亦益危矣。

时东方寇氛，亦甚炽烈。郭元建之奔齐也，陈霸先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王僧辩启霸先镇京口。承圣元年，齐天保三年。三月，齐以其清河王岳为南道大都督，潘乐为东南道大都督，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五月，术围严超达于秦郡。霸先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霸先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之。

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乃收兵而退。七月，广陵侨民朱盛、张象潜结兵袭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来告。霸先率众济江以应之。会齐人来聘，求割广陵之地，王僧辩许焉，仍报霸先，霸先乃引还。元帝承制授霸先南徐州刺史。及王僧辩征陆纳，又命霸先代镇扬州。

二年，齐天保四年。九月，齐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谋袭建业，又遣其大将邢景远、步大汗萨、东方老等继之。霸先驰报江陵。元帝诏王僧辩次于姑孰，即留镇焉。十一月，僧辩遣侯瑱帅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征吴郡大守张彪，吴兴大守裴之横继之。十二月，宿豫土民东方光，东方光，《齐书》作东方白。据城归化。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三年，齐天保五年。正月，霸先攻广陵。秦州刺史严超达围泾州。治石梁戍，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侯瑱出石梁，为其声援。霸先遣杜僧明助东方光。三月，齐将王球攻宿豫，僧明逆击，大破之。六月，齐遣步大汗萨救泾州。又征其冀州刺史段韶攻宿豫。韶留兵围守，自将步骑数千人，倍道赴泾州，破严超达。回赴广陵，霸先亦引还。韶遣辩士喻东方光。光请盟。盟讫，韶执而杀之。图江北之事，更无所成，而精兵良将，已萃于下游矣。

武陵王之败也，元帝授王琳衡州刺史，又改广州。琳友人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也。”膺然其言，而不敢启。王琳虽无足取，自不失为一战将，琳去，上游弥空虚矣。

承圣三年，西魏废帝三年。九月，魏遣于谨、宇文护、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入寇。其启衅之因：《周书·于谨传》云：帝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文帝纪》则云：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此皆所谓强为之辞。

《长孙俭传》：俭除荆州刺史，密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此当是启衅之实情。江陵陷后，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遂令镇江陵。而《于谨传》言岳阳王詧“仍请王师”，或亦足以促其生心耳。

十月，丙寅，虏兵至襄阳。萧詧帅众会之。元帝征王僧辩及王琳，仓卒皆不得至，惟徐世谱、任约以军次马头岸。世谱，鱼复人。善水战。从陆法和讨任约，随王僧辩攻郢州，皆有功。仍随僧辩东下，恒为军锋。时为衡州刺史。江陵陷后，世谱、约皆退巴陵，约后降于齐。鱼复，汉县，以鱼复浦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后移治白帝。于是树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以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

虏以十一月丙申至，悉众围城。戊申，胡僧祐、朱买臣等出战，买臣败绩。辛亥，魏军大攻。帝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胡僧祐中流矢薨，军败。反者斩西门守卒，以纳魏军。帝见执。如萧詧营，甚见诘辱。他日，见长孙俭，谲俭云：“埋金千斤于城内，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此可见魏人之贪。帝因述詧相辱状。谓俭曰：“向聊相谲，欲言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

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据《南史·本纪》。其下文云：梁王詧遣尚书傅准监行刑，帝谓之曰：“乡幸为我宣行。”准捧诗流泪不能禁，进土囊而殒之。詧使以布帊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车一乘，葬于津阳门外。盖魏欲戕帝，而使詧行之也。詧诚可谓枭獍矣。

愍怀大子元良帝弟四子方矩更名。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见害。简文子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亦遇害。惟汝南王大封，《南史·传》云：魏克江陵遇害则误。《北史·萧大圜传》云：元帝令大封充使，大圜副焉，其实质也。周保定二年，大封为晋陵县公。《南史·元帝纪》亦云：大封为俘归长安，与传异。大圜，亦简文子。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辇法物以归。虏百官及士民十余万人，没为奴婢，其免者二百余家而已。兼据《周书·文帝纪》及《于谨传》。《梁书·本纪》云：“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数字上疑夺十字。

元帝之亡，论者多咎其不肯迁都建业，其实亦不尽然。当时江陵、建业，皆隔江是敌，形势之浅露正同，而江陵，元帝居之有年矣，其完富，亦非建业新遭兵燹者比，江陵不可守，岂建业独可守乎？

敬帝即位之后，齐氏大举入犯，其兵力，曷尝薄于西魏之师，若如元帝之所为，建业亦安有不亡者哉？《南史·元帝纪》云：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业。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动。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大夫刘懿，以为建业王气已尽，且渚宫洲已满百，于是乃留。及魏军逼，朱买臣按剑进曰：“惟有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渚宫洲已满百者？下文云：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内怀篡逆，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在蕃，一洲自立，俄而纂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大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此本不足信之说，不欲迁者，不过姑借以为言，元帝亦未必真信此也。

《周书·王褒传》云：元帝以建业凋残，方须修复，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尝召群臣议之。领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大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瑴等曰：“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矣。臣等又尝闻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气，今陛下龙飞缵业，其应斯乎？天时人事，征祥如此，臣等所见，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坐，乃顾谓褒等曰：“卿意以为何如？”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后因清闲密谏，言辞甚切。元帝颇纳之。然其意好荆楚，已从僧祐等策。

明日，乃于众中谓褒曰：“卿昨日劝还建业，不为无理。”褒以宣室之言，岂宜显之于众，知其计之不用也，于是止不复言。谓建业凋残，方须修复，又与寇止隔一江，皆系实情，当时梁与齐干戈日接，与西魏则固和好也。然则主不迁者，实未必专为卿里之私。迁之利究何在，求之于史，并无切实之说。则以不迁为失计者，特事后追咎之辞，或竟出于欲迁者之附会，亦未可知也。

帝之失，首在信敌国过深。夫狡焉思启封疆者，何国蔑有？况在巴蜀已亡，襄阳作伥，武宁而外，即为敌境之时乎？而帝信魏人之和好，将精兵良将，尽行遣往下流，剩一王琳，又迁诸岭外，于是江陵宿将，惟一胡僧祐，精兵盖无一人焉，此而可恃以为安乎？元帝敕王僧辩曰：“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此是实情。御武陵时，即须拔任约、谢答仁而用之，可见其将才之乏也。然江陵兵力虽薄，谓当时即有必亡之势，则又未必然，此又误于帝之不能坚守。

《周书·于谨传》云：谨率众出讨，大祖饯于青泥谷，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今湖北枝江县境。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夫弃城而逆走，安能必所走者之必可守？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南北朝时，以重兵攻一小城而不能下者多矣。然则谨所谓上策，特史家文饰，侈其兵威之辞，所谓中策，乃上策也。

《梁书·王僧辩传》曰：世祖遣李膺征僧辩，僧辩命侯瑱等为前军，杜僧明等为后军。处分既毕，乃谓膺云：“秦兵骁猛，难与争锐，众军若集，吾便直指汉江，截其后路。千里馈粮，尚有饥色，况贼越数千里者乎？此孙膑克庞涓时也。”此亦良谋。魏师至凡二十八日而城败，《南史·本纪》。从来下流应援，本无如是之速，即僧辩亦未料及江陵之遂破也。或咎下流应援之过迟，又非其实矣。江陵之守，若更能绵互旬月，于谨即不为庞涓，亦必敛兵而退。谨谓梁人以我有齐患，谓力不能分，此乃当时实在情势。

观长孙俭观其形势，不欲东下之语，则魏人本意，原冀元帝迁都建业，乃乘虚而取江陵，其不能用甚厚之兵力可知，一大创之，则此后不敢复至，而江陵安如泰山矣。故曰：元帝之失策，不在不迁建业，而在不能坚守江陵也。

《南史·本纪》曰：魏人烧栅，朱买臣、谢答仁劝帝乘暗溃围，出就任约。帝素不便驰马，曰：“事必无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将。帝以问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党，岂是可信？成彼之勋，不如降也。”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吹给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谋之，答仁请入不得，呕血而去。遂使皇大子、王褒出质请降。论者或又以是为帝之失计，此又不然。

《周书·王褒传》云：褒本以文雅见知，一旦总戎，深自勉厉，尽忠勤之节。被围之后，上下猜惧，元帝惟于褒深相委信，此必非偶然。又言褒从元帝入子城，犹欲固守，然则谓元帝听其言，致误溃围、守城之计，非传者之诬，则必任约、谢答仁，有其灼然不可信者在也。

元帝猜忌，自难为辩，然传述之辞，亦多过其实。帝多杀戮，自系实录，然当时如此者实非帝一人，如萧詧其忍虐，岂不更甚于帝乎？杀机既动矣，亲戚相屠，既已成习矣，徒为徐偃、宋襄，岂遂有裨于大局？《南史·本纪》云：帝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宠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刘之遴学，使人鸩之。如此者甚众。改宠姬兄名同人父名，何以能败其名。有学问者多矣，杀一刘之遴何益？此等皆传者之过也。

《侯景传》云：王伟及吕季略、周石珍、严亶俱送江陵。伟尚望见全，于狱为诗赠元帝下要人，又上五百字诗于帝。帝爱其才，将舍之。朝士多忌，乃请曰：“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辞句。”元帝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帝大怒，使以钉钉其舌于柱，剜其肠，仇家脔其肉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并夷三族。其杀之之法诚酷矣，杀之之由，是否如史之所云，亦难遽断。且当时用此等酷刑者，亦非帝一人也。

观其于任约、谢答仁，尚能释而用之，临难时又能擢王褒于文臣之中，则亦非全不能用人者，惟究非豁达大度之流，故其下可任之才甚少，如陈武帝，帝即用之未尽其才也。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杜陵所以慨想于孙吴之世欤？

江陵既亡，宇文泰命萧詧主梁嗣，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入于魏。詧乃称皇帝于其国。惟上疏则称臣，奉正朔。仍置江陵防主，统兵居于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兼防詧也。

江陵陷时，宿将尹德毅谓詧曰：“人主之行，与匹夫不同。魏虏贪惏，肆其残忍，多所诛夷；俘囚士庶，并充军实；此等戚属，咸在江东，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悠悠之人，不可户说，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仇也，谁与为国？魏之精锐，尽萃于此。若殿下为设享会，固请于谨等为欢，彼无我虞，当相率而至。豫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果毅，掩其营垒，斩馘逋丑，俾无遗噍。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官寮，随即铨授。魏人慑息，未敢送死。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缵尧复禹，万世一时。晷刻之间，大功可立。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詧不从。

既而阖城长幼，被掳入关，又失襄阳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居常怏快，遂以忧愤，发背而死。乌乎！哀莫大于心死，梁武当攻郢不下，进退惟谷之际，尚不肯求援于异族，虽裴叔业欲入虏，亦劝止之，而詧托庇于非类，以主其祀，春秋飨祭，祝史将何辞以告？而詧亦何颜以入其父祖之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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