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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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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iddot;邓尼当时公正地写道：&ldo;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己会被枪毙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ldo;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极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rdo;（41）哈罗德&iddot;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有充分看到在54名被告中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他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命，她必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稳定和团结。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胁的。在30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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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渺小，而后者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心郁结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ldo;右派‐托洛茨基集团&rdo;的罪责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ldo;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lso;如果说你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rso;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ldo;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ldo;我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个人感情，而是苏联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rdo;（42）布哈林，这位列宁的战友，这位受到列宁称赞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和对正义的信念，怀着历史的遗憾，讲完了他最后的话，冷静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到来。虽然他面前的听众是那些已经主持过多次公开和秘密审判的可憎的法官、检察官和内务部的刽子手，还有由内务部挑选的为数仅数百人的一般听众，虽然他的正义的声音无法唤醒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起码的良知，也无法刺破审判大厅的坚固的墙壁，但是，尤如被上帝赋予无限权力的宗教法庭无法禁锢和毁灭真理一样，布哈林的最后的话终将为广大人民所知晓，所理解，发出自己应有的光彩。1938年3月12日晚上9时，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后休庭。法官们会同有关人员就判决事宜磋商了6个小时。3月13日凌晨4时法庭复庭。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气袭人。联盟宫外面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困倦的听众、卫兵和被告们相继进入会场。审判长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宣读判决书。每个被告都站着听候宣判。在不算长的但难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后，终于念到了量刑部分。被告中有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达、罗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贾耶夫等判处&ldo;极刑‐‐处以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个人财产&rdo;。普列特尼奥夫、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被判处25年、20年和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奥夫已年近古稀，25年徒刑对他来讲等于终身监禁。后来，他和其他未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在监禁地死于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没有一个获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来。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罗森戈尔茨、切尔诺夫等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1932‐1933年，他们按照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指使，组织了称为&ldo;右派‐托洛茨基集团&rdo;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纠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反苏团体。&ldo;右派托洛茨基集团&rdo;的目的是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手段是使用破坏捣乱、恐怖、间谍和叛卖的活动，破坏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苏联失败的行动中协助外国侵略者。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罗森戈尔茨、拉科夫斯基、切尔诺夫、克列斯廷斯基、沙兰戈维奇、格林科充当外国间谍，但却竭力支持他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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